物种是生物学研究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管理的基本单元。近年来, 整合物种概念逐渐广受青睐, 其强调近缘物种之间划分时应该满足多方面的证据。小果垂枝柏(Juniperus coxii)原为垂枝柏(J. recurva)的变种, 后虽被提升为独立物种, 但目前尚缺乏群体水平的证据支持。本文覆盖横断山-喜马拉雅东部区域, 采集垂枝柏复合体26个居群197个个体样品, 一方面基于叶绿体DNA数据划分谱系, 另一方面开展代表性居群形态学统计分析和生态位分化分析, 并整合本文的样本采集地点和已发布采集地点的环境气候因子开展生态位模拟, 旨在更准确地厘清两个分类群的界限。研究结果显示: 叶绿体单倍型网络分析将垂枝柏复合体分成东部和西部两个谱系, 地理分布上大致以错那市为界; 两个谱系在形态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 但重叠度较高; 东、西谱系生态位存在显著分化。以上证据支持将错那市以西的居群划分为垂枝柏, 而将错那市以东的居群划分为小果垂枝柏。本文初步厘清了垂枝柏和小果垂枝柏之间的物种界限, 为横断山-喜马拉雅区域的物种界定研究提供新案例, 对于该地区垂枝柏复合体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探究狍(Capreolus pygargus)与野猪(Sus scrofa)的生态位分化与共存机制, 对于理解我国华北地区物种种间作用机制及指导保护区生态系统管理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本研究基于2023年8月至2024年11月的40台红外相机监测数据, 运用集合模型、核密度估计法、日活动差异指数(α)和昼行性指数(β)等多种方法系统解析了山西庞泉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同域分布狍和野猪的时空分布及共存格局。结果显示: (1) 40台红外相机累计工作15,880个工作日, 获取可识别独立有效照片7,116张, 其中狍2,344张、野猪192张。(2)两物种均呈现昼行性双峰活动模式(狍β = 0.63, 野猪β = 0.71), 每月日活动差异不显著(P > 0.05), 日活动节律重叠存在显著差异(Δ₄ = 0.85; 95% CI: 0.81–0.87; P < 0.05), 狍晨间活动高峰较野猪延迟1–2 h, 下午活动高峰期近乎相同, 表明二者通过时间生态位的分化而减少竞争。(3)集合模型对二者分布预测效果良好。狍与野猪的适宜栖息地主要集中于保护区中部, 狍适宜栖息地面积为71.64 km², 占保护区总面积的67.06%; 野猪适宜栖息地面积为59.08 km², 占比56.91%, 二者生态位重叠程度较高(Schoener’s D = 0.70)。(4)人为干扰、归一化植被指数和等温性是影响二者分布的关键因素。其中狍和野猪的出现概率随等温性升高显著下降, 与归一化植被指数呈正相关, 与人类干扰呈先下降后上升的非线性关系。本研究揭示了狍与野猪日活动节律、空间分布、环境响应及共存格局, 为保护区内狍和野猪的保护与管理提供了理论依据, 同时填补了庞泉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蹄类物种间时空分布和共存格局的研究空白。

食物营养是野生动物生存、繁殖和适应环境的基础, 对于野生动物种群的存续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华南梅花鹿(Cervus nippon kopschi)江西桃红岭种群是江西仅存的野生梅花鹿种群, 具有极高的生态价值, 目前对其不同季节的取食和营养策略尚不明确。本研究分别于秋季(2022年10月)、冬季(2023年1月)、春季(2023年4月)、夏季(2023年7月)在江西桃红岭梅花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采集梅花鹿新鲜粪便样品, 并通过高通量测序和理化检测对其不同季节的食物组成和营养成分进行分析。结果表明: 桃红岭梅花鹿共采食植物31科37属37种, 春季主要采食的植物为悬钩子属植物(Rubus spp., 32.56%)和白栎(Quercus fabri, 13.13%); 夏季主要采食植物为黄檀(Dalbergia hupeana, 30.20%)、悬钩子属植物(12.45%)和长箭叶蓼(Persicaria hastatosagittata, 12.04%); 秋季主要采食植物为檵木(Loropetalum chinense, 65.21%)和悬钩子属植物(11.19%); 冬季主要采食植物为悬钩子属植物(53.21%)和薹草属植物(Carex spp., 18.92%)。食物多样性分析表明, 桃红岭梅花鹿不同季节采食植物组成存在显著差异, 其中夏季食物多样性指数最高, 秋季和冬季食物多样性指数较低。食物营养及营养摄入量分析表明, 桃红岭梅花鹿在夏季和冬季的营养摄入量较高, 在秋季的营养摄入量较低, 且食物营养含量不是桃红岭梅花鹿选择食物的主要影响因素。本研究揭示了桃红岭梅花鹿不同季节的取食营养策略, 为华南梅花鹿保护管理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科学依据。

高黎贡白眉长臂猿(Hoolock tianxing)是典型的树栖灵长类物种, 其栖息地因长期遭受人为干扰而高度破碎化。为探究其栖息地乔木多样性和食物资源状况以及人为干扰的影响, 我们于2023年7–8月在云南省盈江县苏典傈僳族乡选择6个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群体的核心活动区域布设了26个20 m × 20 m的乔木样方进行调查; 基于土地利用数据构建了一个新的人为干扰强度量化评估指数——栖息地干扰指数(habitat disturbance index, HDI), 利用线性混合模型分析了HDI及海拔对乔木群落α和β多样性的影响, 利用广义线性混合模型分析了HDI及海拔对食物树种丰富度的影响; 计算了各物种的重要值(importance value, IV)及累积IV占比, 将累积IV占比达到50%的前若干种界定为群落优势树种, 并对高黎贡白眉长臂猿食物树种的保有状况进行了评估。样方调查共记录乔木21目34科58属146种; HDI和海拔对乔木群落的α多样性无显著影响, 但均显著负向影响β多样性梯度。在研究区域的26个优势树种中, 有10种(38.46%)为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的食物树种, 且所有食物树种的总IV占乔木群落总IV的24.84%, 表明当前的食物资源得以有效保留并维持一定丰度。另外, 海拔对高黎贡白眉长臂猿食物树种数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而HDI未显著影响食物树种丰富度, 这提示高海拔可能在维持高黎贡白眉长臂猿食物资源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体现了食物树种对适度干扰的生态韧性。本研究揭示了受干扰森林斑块在支持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生存中的潜在价值以及人为干扰和海拔对其栖息地乔木群落组成结构的影响。在评估濒危物种的适宜栖息地时, 不能简单地将受干扰区域视为低价值栖息地, 需对森林质量和干扰程度进行综合评估, 将保有重要食物资源的区域纳入保护规划。

为实现对犀鸟繁殖行为的客观比较识别及未来生态演化的深入研究, 本研究于2023年和2024年的2–7月在云南省铜壁关省级自然保护区通过野外观察与视频记录, 对3种同域分布的犀鸟进行行为记录, 获取了冠斑犀鸟(Anthracoceros albirostris)、双角犀鸟(Buceros bicornis)与花冠皱盔犀鸟(Rhyticeros undulatus)的基础行为学数据并建立了行为谱。结果表明, 共记录到冠斑犀鸟6种姿势、29种动作及6类环境因子; 双角犀鸟7种姿势、34种动作及6类环境因子; 花冠皱盔犀鸟7种姿势、34种动作及6类环境因子, 最终整合形成7类39种行为的PAE编码系统(posture-act-environment coding system), 其中花冠皱盔犀鸟行为总数最多(39种), 双角犀鸟次之(38种), 冠斑犀鸟最少(26种)。结果表明, 3种犀鸟间的各行为多样性指数均不存在显著差异, 各物种不同性别的各多样性指数也无显著差异。本研究建立的行为谱及PAE编码系统, 提供了这3种濒危犀鸟详细的行为清单和量化描述, 可为其后续的行为生态学研究和保护管理提供重要的基础资料。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是我国重要的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之一, 过去的几十年里受到森林砍伐、农业扩张和城镇化等土地利用改变的显著影响。目前, 关于该区域溪流鱼类群落结构特征及其对土地利用变化响应特征的系统性研究仍较为缺乏。本研究于2024‒2025年期间,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黎母山和尖峰岭及其周边溪流的40个点位进行了鱼类和环境数据的采集和调查工作。通过多元统计方法分析比较了黎母山和尖峰岭鱼类群落物种组成和多样性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差异, 采用相似性百分比分析识别了导致鱼类群落组成差异的显著物种, 并利用随机森林模型解析土地利用变化影响下溪流鱼类多样性的关键影响因子及其非线性响应关系。研究结果表明, 黎母山和尖峰岭的鱼类群落组成的空间分布格局存在显著性差异, 细尾白甲鱼(Onychostoma lepturum)、拟细鲫(Aphyocypris normalis)、海南马口鱼(Opsariichthys hainanensis)和嘉积小鳔鮈(Microphysogobio kachekensis)是引起群落显著差异的关键物种。黎母山的溪流鱼类物种丰富度指数显著高于尖峰岭, 尖峰岭鱼类群落多样性指数在各点位之间的变异性较低, 分布更为均一。黎母山与尖峰岭鱼类群落多样性的主导因素及响应模式存在区域特异性, 对土地利用及其影响下的环境因子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响应特征。雨养耕地百分比与海拔是影响黎母山鱼类物种多样性的主要因子, 草本覆盖耕地百分比、不透水面百分比、pH与电导率是影响尖峰岭鱼类多样性的主要因子。本研究结果有助于理解热带溪流鱼类群落组成和多样性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响应特征, 为热带雨林溪流生物多样性保护及区域土地利用规划提供理论基础和科学依据。

广东省地处我国热带气候北缘, 横跨北回归线。温暖湿润的气候、复杂的山地与密布发达的水系, 共同孕育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尽管广东省陆生植物和脊椎动物的研究较为深入, 但水生昆虫多样性的系统调查仍相对滞后。本研究以蜻蜓目为研究对象, 基于团队多年野外调查和文献梳理, 首次构建了较为完整的广东省蜻蜓物种名录和地理分布数据集, 综合分析了物种组成和区系特征、物种多样性空间格局及关键影响因素。共记录蜻蜓2亚目19科115属261种(含亚种), 其中中国特有种71种(含亚种), 占总物种数的27.20%。在区系组成方面, 东洋界分布型物种占据主导地位, 有199种(含亚种), 其次为古北界–东洋界分布型, 有62种(含亚种)。在区系类型组成上, 华南区–华中区类型占比最高(90种, 34.48%), 其次为华南区类型(63种, 24.14%)。空间格局方面, 广东省中北部山区为蜻蜓物种多样性热点地区, 如惠州市龙门县和广州市增城区分别记录蜻蜓173种(含亚种)和154种(含亚种)。冗余分析结果显示, 年平均温度、降水季节性、坡度、农田占比、森林占比、水体占比和海拔范围是影响蜻蜓群落结构的关键环境因子。变差分解分析结果表明, 气候、地形以及土地利用因子共同解释了蜻蜓群落结构空间变异(20.00%), 气候因素独立解释率最高(8.00%)。本研究对广东省蜻蜓区系特征及物种多样性空间格局的研究, 可为广东省昆虫区系地理格局及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基础数据支撑。

植物园(botanical garden)作为相对均质化的人工环境, 为研究植物–传粉者互作的环境适应机制提供了理想模型。榕树(Ficus spp.)与榕小蜂构成的专性互惠系统高度依赖雌花期榕果挥发物的化学通讯。榕树作为重要的观赏和生态树种, 常被引种至植物园、公园等人工环境进行异地保存。然而, 引种后榕树挥发物组成及榕小蜂群落结构是否会发生适应性变化尚不明确, 这种生境转换是否影响其互作稳定性仍待探究。本研究以自然生境和植物园中的大果榕(Ficus auriculata)为研究对象, 采用动态顶空采样结合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GC-MS)分析雌花期榕果挥发物, 并通过雄果榕小蜂群落调查, 比较两种生境下榕蜂互作的适应性差异。研究结果表明: (1)挥发物组成显著分化, 自然生境以防御相关的脂肪酸衍生物为主, 而植物园中以吸引传粉蜂的萜烯类化合物为主; (2)榕小蜂群落结构差异显著, 自然生境多样性更高, 非传粉蜂数量显著高于植物园; 而植物园中传粉蜂占比99.07%, 远高于自然生境(76.55%); (3)自然生境榕–蜂互作网络具有更高的连接度、模块性和稳健性, 表明自然生境榕蜂关系更复杂紧密, 同时模块间具有高独立性, 使自然生境榕小蜂群落更加适应外界干扰, 对环境变化有较强的抵抗力。而植物园则表现出更强的专化性和嵌套性, 由于环境条件均一化使榕小蜂群落对环境变化敏感性增加。本研究首次系统揭示了榕树迁地保护至植物园后挥发物–榕小蜂互作网络的适应性调整机制, 证实生境简化会通过改变化学信号和生态位分配重塑共生关系。成果不仅为理解专性共生系统的环境适应性提供了理论基础, 也为榕树迁地保护及生物多样性维持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 利用深度学习方法对野生动物图像进行自动识别, 已成为野生动物调查保护的关键手段。实际采集的野生动物图像数据通常呈现一种偏态分布特征, 即少数高频类别物种样本充足, 而大多数低频类别物种样本稀缺, 影响模型的整体识别性能。针对这一问题, 本文提出一种基于Diff-SCC模型的偏态分布野生动物识别方法。首先, 该方法利用大语言模型生成类别的丰富语义描述, 引导扩散模型生成额外样本, 同时引入多尺度负样本筛选策略, 从像素空间、特征空间及语义空间3个维度进行图像质量评估和筛选, 提升低频类别的特征多样性并平衡数据分布。其次, 本文在主干网络ResNet50中引入SCConv模块以减少空间与通道建模过程中的冗余特征, 并增强模型对前景区域的感知能力, 从而提高模型对低频类别的识别性能。最后, 本文在自建数据集ULB-12和公开野生动物数据集NACTI上开展对比实验以验证模型的性能。实验结果显示, Diff-SCC模型在上述两个数据集上的整体识别准确率分别达到78.71%和80.84%, 低频类别的识别准确率相较基线模型分别提升9.96%和9.99%。上述结果验证了Diff-SCC在处理偏态分布数据集上的有效性, 能够为野生动物智能监测与保护提供可靠的技术支撑。

鱼类是水生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生物资源。浙江水系复杂、海域辽阔, 鱼类资源十分丰富, 但目前尚缺乏对全省鱼类多样性的系统总结, 汇编一份完善的名录资料对鱼类资源保护和利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文献资料、调查记录及最新分类学成果, 以《浙江省淡水鱼类名录概况与分析》和《浙江海洋鱼类志》为基础整理编制了《浙江鱼类分类与分布名录》, 并对物种分布格局和保护现状进行了探讨。本文修订了原名录中118种鱼类的分类及分布情况, 并在此基础上增补237种。截至2024年12月31日, 浙江省共有鱼类3纲46目257科659属1,148种(含13种外来种), 物种组成以鲈形目(395种)、鲤形目(130种)、鲉形目(72种)、鲽形目(71种)和鲀形目(53种)为主, 共占全省鱼类物种数的62.80%。全省共有土著内陆鱼类201种, 钱塘江(含曹娥江)水系(155种)和瓯江水系(136种)分布最多; 另有土著海洋鱼类934种。八大水系之间土著内陆鱼类的共有种较多, 群落平均相似度指数均大于0.650。鱼类区系聚类分析结果显示, 当相似距离为0.5水平时, 苕溪、运河水系聚为一类, 甬江、椒江(灵江)、瓯江、飞云江、鳌江水系聚为一类, 钱塘江(含曹娥江)水系独为一类。全省共有121种土著鱼类受到国家级保护或处于受胁状态, 其中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共14种, 列入CITES附录的共32种, 被《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和《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评估为易危(VU)及以上等级的物种分别有104种和16种。针对浙江省鱼类资源现状, 建议加强物种研究、栖息地保护、科教宣传等。

造礁石珊瑚作为珊瑚礁生态系统的主要构建者, 不仅列属《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II, 亦是我国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高纬度海域因其较低的热胁迫风险, 被视为气候变化背景下热带造礁石珊瑚的潜在避难所。然而, 高浊度水体以及珊瑚的强表型可塑性导致这些区域的物种鉴定困难, 长期缺乏准确的名录, 制约了其科学保护与管理。为厘清我国北缘造礁石珊瑚群落的物种组成, 本研究结合生态影像数据、骨骼形态学分析, 以及核糖体内部转录间隔区(ITS)和线粒体细胞色素c氧化酶亚基I基因(COI)分子标记方法, 发现福建东山海域分布着至少8科12属13种造礁石珊瑚, 包括1个中国新记录种和5个福建省新记录种, 表明东山造礁石珊瑚的生物多样性可能被低估。此次发现的中国造礁石珊瑚新记录种——佩罗尼同星珊瑚(Plesiastrea peroni), 具有珊瑚杯间隔较大、珊瑚杯隔片数量较少以及隔片表面呈颗粒状等形态学特征。利用针对同星珊瑚的线粒体基因COI特异性引物Pv-COI扩增出的基因序列与已报道的多孔同星珊瑚(P. versipora)存在差异。此外, 本研究还对斯氏伯孔珊瑚(Bernardpora stutchburyi)、翘齿盘星珊瑚(Dipsastraea matthaii)、黑星珊瑚(Oulastrea crispata)、膨胀蔷薇珊瑚(Montipora turgescens)和毗邻沙珊瑚(Psammocora contigua) 5个福建省新记录种进行了形态描述。本研究丰富了我国北缘造礁石珊瑚群落的物种多样性信息, 可为东山及周边海域造礁石珊瑚群落的保护和管理提供基础数据支持。

大型真菌在生态功能和社会经济效益上具有重大价值。为系统分析中国西南喀斯特地区大型真菌的区系组成与物种多样性特征, 探究特殊地貌对大型真菌生长分布的影响, 本研究通过样线法和随机踏查法, 历时7年采自贵州、广西、云南大型真菌样本12,451份, 结合形态学与ITS序列证据进行鉴定, 并通过查阅相关文献资料, 对该地区大型真菌的区系特征和资源价值进行分析。结果显示, 西南喀斯特地区大型真菌共1,505种(2门10纲27目118科418属), 其中包括已发表新种19个、中国新记录种1个、贵州省新记录种1个。优势科共41个(34.75%), 包括红菇科、多孔菌科、牛肝菌科等; 优势属73个(17.46%), 包括红菇属(Russula)、鹅膏属(Amanita)、乳菇属(Lactarius)等。对大型真菌资源价值的评价结果显示, 食用菌、药用菌和毒蘑菇分别为263种、176种和237种, 表明该区大型真菌资源十分丰富。科级区系地理成分以世界广布成分为主, 属级区系地理成分则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多样性。研究结果可为西南喀斯特地区大型真菌多样性保护和资源合理利用提供可靠依据。

植物复合群(plant species complex)是分类学研究的关键挑战, 由形态高度相似但遗传上存在分化的近缘种、隐存种及多倍体种组成, 其分类困境将影响生物多样性评估与资源管理。本文通过系统梳理植物复合群的形成机制, 整理其形态分类研究进展, 阐明形态保守和遗传分化的冲突关系, 指出整合分类框架以摆脱分类困境, 并展望未来的研究方法与趋势, 以期为植物复合群的形成机制认知及隐存种界定、理解种间差异和进化关系奠定基础。研究发现, 植物复合群的形成受自然选择、基因流、多倍化及表观遗传调控协同驱动。形态证据在植物复合群分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且在其辐射演化迅速和自然选择压力强劲时更具优势, 但易受表型可塑性、基因组杂交渗入及生态位保守性等因素影响。分子证据可弥补形态局限性, 但单一维度难以解析演化复杂性。分类问题的解决仍需以形态研究为重要基础, 当前植物复合群分类以形态、分子与生态多维互验的整合分类法为重要手段。为解决植物复合群分类困境, 多源数据整合是主要趋势。未来应构建“形态-分子-生态”三元校验体系, 通过智能形态技术量化表型变异、基因组系统发育分析揭示遗传分化、生态位模型验证环境适应性, 并结合地理区系背景构建动态分类系统。植物复合群的分类突破将深化对物种形成机制的认知, 为精准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与资源可持续利用提供理论支撑。

氮输入及其驱动的关键生态过程(如氮沉降、氮转化与氮有效性变化)是影响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的核心生物地球化学基础, 其长期扰动已成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与生态系统退化的重要驱动因素。大气氮沉降与农业面源氮输入引发的土壤酸化、水体富营养化、生境退化及外来物种入侵等效应, 正加剧对生态系统稳定性的破坏。近年来, 借助分子生物学、遥感监测与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 对氮输入及其关键生态过程与生物多样性交互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研究表明, 适度氮输入可促进生物多样性提升, 而长期或过量氮输入则导致物种多样性下降、群落结构趋同和生态系统功能下降。目前, 以氮输入及其关键生态过程为核心的研究已广泛应用于生物多样性监测、生态风险评估与生态修复实践等。本文系统梳理近年来国内外研究进展, 归纳氮输入及其关键动态影响生物多样性的核心过程与典型实践案例, 剖析制约研究成果转化的关键障碍, 并提出构建多源数据平台、推动监测体系标准化、强化政策协同等未来发展方向, 旨在推动氮输入及其关键生态过程研究成果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深度应用, 服务生态文明建设与“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落地实施。

城市街区作为城市更新的基本单元, 其建成环境对城市生物多样性水平影响显著。近年来, 街区尺度建成环境对城市生物多样性的影响研究逐步增多, 但系统性综述仍显不足。本文通过计量分析, 系统地梳理了2000年1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中英文文献中城市街区建成环境对城市生物多样性影响的研究趋势与内容特征, 将相关文献中影响城市生物多样性的街区建成环境要素归纳为街区绿地、植被特征、土地利用、三维形态和中介因子5类, 总结了既有研究中的各类影响要素及其影响关系。最后, 结合当前研究的特征及不足, 提出揭示街区三维形态对城市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机制、探索人类活动对二者影响的中介效应、探讨气候因子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及分类制定城市街区的精细化更新导则与标准等研究展望, 旨在为面向城市生物多样性提升的城市街区空间规划与更新提供理论基础。

随着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风险的加剧, 发展高效、低成本且可持续的生态监测技术已成为生态保护与管理的重要需求。被动声学监测(passive acoustic monitoring, PAM)基于“声景”概念, 通过连续记录环境中的生物声、地理声和人工声, 为大尺度生物多样性长期监测提供了新的技术路径。近年来, 围绕声景数据的自动分析方法不断发展, 其中自动识别法与声学指数法已成为当前声景生物多样性自动评估的两种主流技术路线。本文系统综述了上述两类方法的基本原理、应用现状及其在实际生态监测应用中的主要局限。重点分析了自动识别法在标注数据稀缺、背景噪声与声音混叠干扰、跨区域泛化能力不足等方面遇到的技术瓶颈, 以及声学指数法在生态解释力有限、对环境与参数设置高度敏感、评估结果一致性不足等方面的问题。进一步从生物声多样性特征、环境干扰因素及数据采集策略等层面, 归纳了导致不同研究间评估结果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的综合原因。在此基础上, 结合声学生态位假说与声学适应性假说, 提出未来声景生物多样性评估的发展方向, 包括数据采集与处理流程的标准化、声景特征数据库的共享与开放, 以及自动识别法与声学指数法的融合创新与多源信息整合。本文旨在为构建更准确、稳健和可推广的声景生物多样性自动评估体系提供系统参考。

随着外来入侵物种对我国生态系统造成的威胁日益严重, 完善治理体系已成为当前的重要议题。生物入侵行为不仅危害生物多样性、损害生态系统功能, 而且对人类社会造成多重风险。系统梳理我国现有治理政策后可见, 其存在法律制度体系不完善、顶层设计缺失, 名录体系不健全、执行机制协同不足, 基础保障与技术支撑薄弱等困境。为此, 本文构建了整体性治理框架。在顶层设计层面, 通过法典–专门法并行模式完善立法、强化责任追究并优化政府考核机制; 在执行层面, 设立监管机构、建立区域联席会议机制并优化名录管理; 在支撑保障方面, 推动生态补偿市场化、加强跨学科协作并实行“揭榜挂帅”机制, 以系统提升我国外来入侵物种的治理效能。

依据《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COP15)决议, 全球环境基金(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 GEF)于2023年8月正式设立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基金(以下简称“框架基金”), 旨在为发展中国家落实《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以下简称《昆蒙框架》)目标提供增量资金支持。研究表明, 2024年2月框架基金启动首期规划, 共安排资金2.016亿美元, 经过三轮筛选支持了41个国家的40个项目。从项目分布来看,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获批项目资金占比最大, 达到43%。从项目规模来看, 框架基金资助项目的中位数资助额为390万美元, 显著低于GEF第八增资期生物多样性重点领域项目的中位数930万美元, 反映出当前阶段框架基金资助项目规模相对较小的特点。从资源分配结构来看, 约78%的项目和46%的资金投向框架基金行动领域1 (生物多样性保护、恢复、土地/海洋利用与空间规划)。在全球符合框架基金资助条件的生物多样性大国中, 中国是少数尚未获得框架基金项目支持的国家之一。目前, 2025年8月框架基金已启动第二期规划, 资金规模为1.618亿美元。基于此, 本文从《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角度提出创新多元化资源调动机制、强化变革性转型项目支持、增进资金机制间协同联动的建议; 从发展中国家与生物多样性大国角度提出谋划综合性、高示范性的大型项目、统筹国内申报并完善关键文件与方法学的建议; 从中国作为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以下简称“昆明基金”)发起方角度, 提出明确昆明基金差异化战略定位、赋能昆明基金能力建设、完善治理与公开透明等建议。希望通过上述建议, 为中国深化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进一步提升制度性影响力、促进《昆蒙框架》目标实现提供参考。